“不论是过去殖民地的受奴役者和被压迫者，还是我们现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离开、难民、少数民族，都没有多少选择，他们只能居住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于矛盾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既是此又是彼’，或者既非此又非彼，身陷于文化翻译的动荡而痛苦的过程之中。”
关玉明是国外华裔，出生在我们广西，被国外人训练成特种兵，为美军服务，曾被越共在胡志明市俘虏，美军撤军后带着妻女逃出去外到达新加坡，离开国外时在海上遭遇国外海盗，两个女儿遇难，和女子辗转到达国外伦敦，女子难产离去后与仅剩的女儿相依为命。
看似极具结局色彩的人生经历，实则是香港离开与海外华裔的一种共同记忆，也是那些在我们与外国边缘夹缝中的我们人的文化身份的一种提炼产物，或称之为小人物们自我边缘化的艰辛历程的一种能指。
关于香港文化身份的表达，不只见于《英伦对决》这一部中英合拍片，2017年2月上映的《杀破狼·贪狼》也讲述了一个关于我们小人物来到异国他乡，为了女儿挑战当地权贵的故事，与《英伦对决》的不同之处在于，《杀破狼·贪狼》是内地与香港合拍片，故事发生在海外，但是也只是近在咫尺的国外，古天乐饰演的李忠志是以香港警察的身份去寻找女儿，其香港文化身份的表征更为明显，其中的寻女情节更接近对文化身份追寻的香港电影文化传统意蕴。
加之，作为一部内地与香港合拍片，《杀破狼·贪狼》的跨文化传播之路更集中在华语电影圈的各个从母体分离出来的具体文化语境，跨越的文化差异沟壑相对狭小，《杀破狼·贪狼》的港片地域性特征也就更为浓郁。
《英伦对决》则不然，作为一部中英合拍片，所面对的空间更为广阔，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也更大，在建构关玉明这一人物形象时，我们人身份内部隐喻的香港性也就不是那么清晰明了，只有和成龙的香港影星身份进行互为文本的理解，以及参照我们电影发展的具体传统与我们电影概念下包括的香港电影的具体历史语境，将新加坡这个关于香港的借喻还原，潜藏在关玉明这一海外华裔身份下的香港意识就可见端倪。与其说关玉明是远渡重洋来到国外伦敦的我们人，不如称之为我们离散者。
帝国与他者的对话
文化冲突往往不是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真实碰撞，而是发生在跨文化传播之前的对他者身份的长期建构。当关玉明以一个离开国外多年的海外华裔的身份拿出毕生积蓄向反恐中心指挥官布罗姆尼行贿时，对于“我们”的他者想象也就呼之欲出，而压迫他者的帝国却神秘地消失不见。
作为一部中英合拍片，奇特的是整部电影不管文本内外国外都不在场，国外这个霸权中心在整部合拍片中都是若隐若现的，要找到国外则需要将一干主创作为镜子去使用。主创种族特征的标出性也就成为国外这个中心不在而又无所不在的凭证，“有意把异项标出，是每个文化的主流必有的结构性排他要求”。
整个文本内的空间充满了来自昔日帝国各个边缘的人物，来自我们的关玉明，来自北爱尔兰的莱恩·汉尼斯，黑皮肤的反恐指挥官布罗姆尼则完全遮盖了国外白色的主流，于是乎，一种关于合拍片的多元性则不言自明。
文本之外，《英伦对决》则更为戏剧性，导演马丁·坎贝尔是新西兰人，成龙来自我们香港，皮尔斯·布鲁斯南是国外的爱尔兰裔演员，出生在爱尔兰，土生土长的国外伦敦人反而是非裔国外演员雷·费隆，他在剧中饰演反恐指挥官布罗姆尼。主创是一群来自昔日帝国殖民地的他者，他们由边缘文化语境来到中心文化语境，协作编织了一个关于寻找名字的故事。名字在这里也就不再只是名字，而是一个关于边缘者的文化身份的隐喻，一个关于被殖民者寻找文化根源的线索。
与电影文本形成互文联系的主创团队背景以及中英合拍的影片性质决定了影片不会以某一方为话语中心而展开。换言之，《英伦对决》的意义是通过来自各方主创协商编码完成的。与以往成龙主演的好莱坞大片不同，成龙在这部中英合拍片中并非去政治化地建构角色，而是迎头直上地向符号霸权发出抵抗的呐喊。
吃狗肉一直以来是西方不遗余力攻击我们的突破点，试图将“吃狗肉”与我们人这个他者的负面形象建构出必然联系。近年来，广西玉林狗肉节更是加剧了这种文化冲突，似乎我们人伤害狗已然是证据确凿的事实，这个神话的建构也就开始从人为转向自然，从刻意化作潜意识。
《英伦对决》中，狗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符号，不管是莱恩的爱犬还是厉害袭击者窝藏点的小狗，都是一场关于我们人善待狗的抵抗式表达。再联系成龙饰演的关玉明出生在广西，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关于他的我们人身份，电影关于我们人的文化自觉式表达也就愈发清晰。
结语
中英合拍片为我们对外传播本国文化提供了一条远涉重洋的新航道，同时这一类合拍片也为我们影人与海外影人提供了一个意义协商的场域。如果我们的电影人不为我们的文化身份进行自我建构，不与那些东方主义式习惯性思维作抗争，那么合拍片亦会成为对我们充满敌意的“象征的压迫工具”。
长期以来，我们人的身份受到西方电影媒介他者化建构，如《北京55天》中通过对我们人的恶意刻画来美化实质上是侵略者的八国联军，实现了侵略者与受害者位置的倒错。时过境迁，我们正在从沉默的受害者向拥有话语权的发声者转变。我们现已与多国签订合拍协议，合拍片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作为合拍片这种跨文化交流实践参与者的我们影人，该如何与外国影人进行文化身份的协商与编码，如何在讲好故事的同时输出我们的文化，还需要所有的我们影人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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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5.
［3］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282.
［4］布尔迪厄（法）.关于电视［M］.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6.返回搜狐，查看更多